2011年6月7日

創刊號 共民間|崁津部落生命筆記本| 蓋了這麼多房子,我只想有個自己的家


採訪撰稿 林小豆

「弱勢是處境,不是本質。」這是顧玉玲在談《我們》這本書中提及的。但處境要如何描述?「我們」該如何型塑?推著阿嬤的外籍移工、打板模的原住民工人、在街頭打游擊的公娼阿姨、養家活口的拖板車司機…從生命故事出發,看到一種屬於生存的樣貌──我們的樣貌。
幾個學生,帶著不同的社會參與脈絡,在崁津部落相遇,從當初的拆遷抗爭與土地議題中認識部落,到今天,更扎扎實實的走進部落,認識部落裡的族人。此刻開始,真正面對到的,是面前那活生生的,但從不被看見的人。


     看見生命,看見差異與連結,當學生與崁津部落相遇時,當「我們」更靠近時,這不僅僅是在訴說他們的故事,同時,也是「我們」的故事。

崁津部落總幹事阿忠的生命故事
    冷颼颼的冬夜,在撒烏瓦茲部落 放映著「做木工的女人」 。我站在人群後,專注的看著投影出來的一個阿美族女性的故事。不知何時,我身旁站著一位陌生男人,親切的跟我解釋影像裡「木工」的地點、內容…。他一邊說話,手還拍哄著背上睡著的嬰兒。「他也是一個木工吧?」我心底想著,由於光線不足,我只看到是一個約莫四十幾歲的男子,用親切的、熱情的態度,回應我這個初來乍到、年輕的、白浪 大學生。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阿忠。

    八個月後,我有幸可以協助他整理生命故事,在訪談裡,阿忠能用的字彙不多,但我卻「看」到了,看到了那一幕幕的生命鏡頭在我腦海中上映…。


    「海對阿美族來說是什麼?」我問。
    「海喔?是家,是家人。」阿忠說。

    小馬部落 ,是小阿忠長大的地方。小徑往前走去,先是經過一片高大茂密的木麻黃防風林。孩子們奔跑著,腳底踩的是綿延細白的沙灘,不用三分鐘,立刻映入眼簾的是無際的湛藍太平洋。
    小阿忠,會跟玩伴們在沙灘上打棒球;會到海邊戲水;跟大人們學著捕魚和採海草。

海洋,是家人,是「家」的一部分。
   
海,帶走了對父親的思念──父親跑船的日子
    阿忠從小和媽媽、妹妹相依為命,因為從他出生開始,爸爸就在大西洋跑船。

    小四時,全家搬到桃園僑愛。媽媽做粗工養家,但身體早已出了狀況─是肝硬化和胃出血。阿忠回憶起,有一天放學回家一進門,先是看到地板有一大灘血,又看到媽媽抱著垃圾桶在吐,手中是整桶快滿溢的紅色液體。阿忠驚慌地趕緊跑向鄰居親戚求救。送醫後,媽媽昏迷了長達兩個禮拜,大人都叫阿忠到床邊呼叫媽媽快醒來。漸漸清醒後,媽媽又繼續做粗工養家…。

    國中要畢業時,是阿忠媽媽第三次發病了。但她仍繼續做電鍍工作,味道刺鼻難耐,更對身體造成負擔。硬做,是為了養家活口。而因為媽媽生病,爸爸決定不再跑船,留下來照顧家裡。從這時候算起,是阿忠一家四口真正相聚、到齊的日子。卻在阿忠國中畢業出社會半年,媽媽開始住院,X光片都看不到骨頭的紋路,只是白白一片。家裡負擔不了媽媽的醫藥費,只好出院在家休養。阿忠開始懂事了,知道爸爸和自己做木工的薪水一天加一加也才一千五,永遠都賺不到那起碼一、二十萬的醫療費用,他心裡,正有另一個盤算…。

將自己賣給大海──阿忠跑船的日子

    當時在做鞋廠的阿忠,回家跟媽媽說:「我找到一個很好的工作,又可以借支。」
    「是什麼?」病榻上的媽媽問。
    「跑船,要不然你的病要怎麼治療,我跑船可以借支,我要把你的病養好。」媽媽就掉下眼淚了。
    不顧那用盡力氣擠出來的一絲絲阻止的聲音,阿忠隨即回到鞋廠宿舍收拾行李,回到家時,卻看到爸爸跟朋友正在喝酒,阿忠一直很不解,媽媽都已經虛弱的躺在一旁了,為什麼爸爸此時此刻還要喝酒?他向爸爸走去,說明自己決定要借支跑船。爸爸震怒,大聲斥責阿忠的不孝。「真的很對不起,我要走了。」阿忠話一說完,轉身,走出家門口。即使看到躺在一旁的媽媽在哭,但他心意已決,「我只想把身體賣給介紹所,我需要錢。」
    介紹所當初還跟阿忠說可以回家看父母親,但因為怕聘來的船員跑掉,而被限制了行動,只能通電話,當時正逢過年,也只是船員聚在一起認識,過年後幾天,船即出港。

    記得那一天,別的船員都有家人送行,然而阿忠他,孤伶伶地坐在船駕駛艙上方的柱子上,身旁左右兩邊閃著藍燈和紅燈,拿著不會彈的吉他,按著C調,看著台灣越來越小,從房舍直到連山也看不到,終於,他掉下了眼淚,心裡明白,「我就要離開他們了。」十七歲這年,為了媽媽的病,願意賭一次,將自己賣給大海。

與上天的賭局,輸了──媽媽走了

    跑船生活既單調又辛苦,一天工作二十二小時至二十四小時,每天最多只能小睡兩個小時,有時甚至一個月都沒睡覺!而第一次遇到的暴風雨,眼前什麼都看不到,只有十二層樓高的海浪,然而他心想,「都決定跑船了,不是沈船就是活命,能平安回去就好,不能也就算了。」好險最後逃過一劫。

    一年後〈77年3月〉進港收到信,阿忠既意外又雀躍:「自己也有信!」滿滿的字句裡,阿忠只看到前面幾句就快暈倒了:「小孩,在收到這封信的時候,你不要難過,人的生命是無法控制,你媽媽已經離開這個世界…媽媽在76年7月已經走了…」。心頭一震,卻無法回家,船隨即又出港了。兩天後阿忠趕緊播電話向當時在花蓮念護專的妹妹確認,妹妹為了趕著回家接電話還出了車禍,妹妹說,「媽媽走了。」他這時才確定,永遠都見不到媽媽了!然而,他還是得出海,但這個時候出海又為了甚麼?
   
用海的純藍,停止一切─在水中,眼中只有一片藍,停止孤單,停止寂寞,停止。
    寂寞,是漂泊中漫長而無止盡的戰鬥。尤其在媽媽死後,孤寂,更是占據一切的念頭。曾經想死,或彈著吉他,哼唱著阿美歌謠;抑是,在炙熱的天,跳進海裡,緩慢地將雙眼打開,眼前只有純藍,沒有聲音,我猜想,阿忠將自己暫時冰封在一個只有純藍的寂靜空間裡。我想那不是孤寂,不是快樂,是「暫停」。

    兩年半後回來,船員通常都會通知家人來接,阿忠心想,「自己怎麼來就怎麼回去!」誰也沒通知,他靠著當初的記憶,自己回家,想給爸爸一個驚喜。不料,爸爸根本認不出已經從男孩變成男人體格的他。

    「爸,我回來了!」阿忠跟爸爸握手擁抱。

    父親隨即掉下淚,「回來就好,媽媽走了,雖然家裡少一個人,你還是要繼續勇敢走下去。」

    放下行囊,阿忠回到自己的房間,趴在床鋪上,難過全湧上心頭,「為什麼回來時就少一個人,而妹妹也不在家。」

顛沛流離─快速變動而混亂的勞動十五年間。

    回來後,阿忠學習修理怪手,所以服兵役時進了維修部,修理戰車引擎。當兵期間休假多,阿忠就跟著開砂石車的表哥學習,或接一些板模工作。退伍後,阿忠繼續當機電工修理怪手,也走入第一段婚姻。他修過遊覽車,做過電銲、板模、印刷、沖床、建築、機電…越來越多我想都想不到工作內容,但唯一確定的,這些都是高度體力勞動的工作,怎麼說呢?例如鑄造熔銅,雖然一個月有八萬塊,但一天十二小時,做兩天要休一天。從高薪與做二必須休一的規矩,就可以想像這個職業的「消耗性」。

    「何以十年內換十三種工作,歷經十五個老闆?」
「公司倒了,有的周轉不靈。」這是阿忠的解釋。

    忙著賺錢,阿忠將自己塞入勞動市場,「家」早已無法兼顧,第一段婚姻走了七年後畫下休止符。

    全部重來!阿忠手裡牽著一個,背上抱著一個,帶著兩個小孩繼續找工作,吃最便宜的艾美斯奶粉和泡麵度日。當然,只能持續在高勞動高風險的職場打滾,雖辛苦生活,卻是在當時認識現任太太富蓉,願意牽手,和阿忠一起照顧一個家。當時做鋼筋運輸的拖車司機,工時長達十六小時!因為聽說跑長途大陸砂能賺比較多,一家人搬到基隆和平島,沒想到,後來卻禁運大陸砂,工資都以趟數來計算的砂石車司機們薪水瞬間掉到一萬五,甚至幾千塊。而當時,光那一間位於都會區邊緣頂樓加蓋的房租金就要六千五了,所以阿忠努力接臨時工來做,還是不行,就到和平島附近的海邊捕食,用阿美族的技能,做最後的生存。

    十幾年來,在職場上顛沛流離,敘述卻只有短短五百字,我能力不足無法詳盡,我想,透過訪問,阿忠也才開始在整理,因為那是一段,為生存的擠壓而感到混亂不明的日子。「公司倒了,有的周轉不靈。」在這個答案背後,還會有更多的答案嗎?


「蓋了這麼多房子,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我的房子…」,看著這一棟棟他曾蓋過的大樓後,阿忠小聲地在駕駛座上感嘆著。

    在基隆辛苦撐著,被阿忠舅婆(陳玉蘭)知道後,隨即協助阿忠一家人搬到崁津生活,互相照顧。崁津的家,幾乎靠撿來的材料回來自己DIY,阿忠和太太富蓉、舅婆,三個人把房子蓋好,總共花不到十五萬。能想像嗎?在北部都市努力生存了這麼久,最後,卻可以用這個數字換來一個家。
   
    於是阿忠一家人在崁津,有了一個家。

    記得有一次,我坐著阿忠開的車到桃園市區,駕駛座上的他跟其他的板模工人一樣,生命的足跡深刻地烙印在都市發展裡。沿路上,他嘴邊總呢喃著:「這間我也有做過」。但有一句話,我永遠忘不了,「蓋了這麼多房子,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我的房子…」一句當過板模工人們都曾說過的話。

搏鬥,為了最後的生存空間─崁津部落

    阿忠剛到崁津部落時,部落裡都是老人家,也很久沒舉辦豐年祭。阿忠獲得長老們的賞識,當了青年會會長,一個人就把豐年祭籌辦起來,不只如此,以前被偷倒廢棄物的土地,阿忠和族人們一起整地,並重建聚會所。(97年)一張無情的公告拜訪崁津,上面印著拆遷日期,阿忠心裡想著部落的老人家該何去何從。政府從來沒有傾聽族人的聲音,卻只發出一張代表著驅逐與拆遷的白紙。阿忠帶著崁津部落走出去,聲援遭到同樣命運的河岸部落,他看著長輩們即使身體不好,也願意往外一試;心疼,所以願意義務承擔更多。阿忠的熱心獲得族人的肯定,接下了崁津部落總幹事,繼續為族人找到更安穩的生活方式而努力著。


    阿忠的故事,始於那片他愛的大海;那片他愛的大海,卻是阿忠與父親無盡的飄泊,是宿命嗎?

    台灣在1960-1970年代遠洋漁業興起,一艘艘漁船,紛紛帶著阿美族男性出港,帶離「部落」,帶離「家」。每份「賣身契」背後,屬於那時代阿美族男性的故事。阿忠向我反覆敘說著跑船記憶,鮮明而有畫面,我想那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轉折,在年輕男孩身上掙扎烙印、非人性的勞動、異國經驗。

    移動,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。阿忠的勞動技能是豐厚的,雖曾經隨著台灣經濟起飛而改善,卻仍是在底層勞動市場打滾,顛沛流離,到最後,阿美族的親屬關係與崁津部落接住了他們一家,這才停止流浪。曾經跳進主流文化,卻在河岸部落,擁有分移回根的可能。不再強塞在漢人的格子樓社區裡,而是創造一個空間,一個可以延續再造阿美文化的新空間。

    如何走出自己的文化生命出口,用另一種形式擺脫「弱勢」標籤,這是河岸的意義,在裡面生存的人的意義。

    我不是要說一個很慘很可憐引人同情的故事,我是在說出一個在台灣經濟起飛的背景下,一個阿美族男人的故事,我相信,他也是一群阿美族的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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